站在窗邊,我試著想象蘭道夫?丘吉爾的喊叫,伯林的尷尬,還有安赫瑪托娃的女王般的鎮(zhèn)定。空蕩蕩的房間竭力恢復六十五年前的模樣,只有一張小桌子,一個木櫥,一張沙發(fā),引人注目是墻邊的一張小小的畫像,幾根黑線勾勒出一個女人的外形。那是莫迪里阿尼在一九一一年的巴黎為安赫瑪托娃而繪的,當時他們都尚未成名,都驚人地漂亮,有過一場短暫的戀情。
刷成黃色的噴泉屋仍舊保持著沙皇時代的氣氛,設計風格流露著對歐洲的模仿。倘若那個粗壯的長發(fā)工人不開動除草機,庭院中安靜得仿佛時光停滯。如果你從游人交織的涅瓦大街來到這里,感受尤深。
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起,安赫瑪托娃一直住在三樓的一個房間里。一九四五年的秋天,她在這里接受了一個年輕人的拜訪。三十六歲的以賽亞?伯林是牛津的庭院中出產(chǎn)的健談者,出版過一本關于馬克思的傳記。他的敏銳、淵博讓人過目難忘,足以讓弗吉尼亞?伍爾夫生出這樣的感慨:多么像是年輕時的梅納德?凱恩斯。與凱恩斯一樣,伯林為二戰(zhàn)期間的英國政府工作。他被外交部派往華盛頓,用個人魅力增添大西洋兩岸的傳統(tǒng)友誼,收集美國的輿情,撰寫每周報告。這些報告的實用性可以商榷,智力上的娛樂性不容錯過,引得丘吉爾為此擊節(jié)贊賞。此刻,他隨一個英國外交使團來到莫斯科與列寧格勒,期望增加對于蘇聯(lián)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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