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諱言，季羨林在當代中國的特殊存在，是主流意識形態強力塑造的結果。
追根溯源，他并非一個被選擇的角色，他對紅色政權由衷的認可，是其成為種子選手的前提。長達半個世紀的共生關系，最后達到水乳交融。他的被認可，既是需要，也是被需要。他似乎樂得被需要，只要這種需要不損害自己的性情即可，他更看重的是自己作為學術領導者的角色。在晚年，對社會影響力的看重，促使他進行了人生的攀高運動。
盡管偶有失態之舉，但大體上，他還是一個本分的人，他的本性遏制了造神運動。但他已經被供奉于文化神臺，他在晚年的一系列獨尊中國文化的議論與構想，被適時地作為中國崛起、中國終結世界的有力支撐。他對“和諧”以及“天人合一”的呼吁，被作為呼應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理念的同構。在被同構之后，他的本義模糊而遙遠，成為空洞乏味的宣教之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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