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人現在需要的是同情，但他們的歐洲伙伴卻有必要拿出更好的應對之策。這就要求人們認真探討造成希臘困境的更深層次原因。我認為“希臘是違約慣犯”這一被廣為宣揚的說法并非原因所在，哈佛大學(Harvard)的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在一份研究報告中也提出了與我相同的觀點。該報告表明，希臘在過去百年間的違約記錄并不突出（該國上世紀唯一一次違約發(fā)生在1931-32年，而且當時它絕非唯一陷入困境的國家）。

在希臘現代歷史上，真正經常發(fā)生的是外國勢力對其國內事務異乎尋常的干涉。希臘的第一位國王（一位巴伐利亞人）就是外國強加給它的，希臘最初的那些政黨也完全得名于對其事務干涉力度最大的三個強國。希臘在納粹占領期間的嚴峻局面，便是外國干涉在戰(zhàn)時的極端表現：希臘僅一個冬天就有數萬人死于饑荒，數百座村莊被焚毀。更為平常但更不為人知的，是英美兩國（先是英國人，隨后是美國人）的干涉力度：他們通過外交官、使團和顧問，想方設法控制希臘的政府部門、情報機構、軍方和王室。直至1967年獨裁政權建立時，希臘人仍感受到他們所稱的“外國之指”的干涉。要理解希臘自1974年獨裁政權垮臺以來的民主鞏固進程，辦法之一就是把它當作一個對自主知之甚少的國家恢復自主的一項努力。

這一進程的效果比任何人事先預期的都要好。20多年來，有點類似于兩黨制的制度在希臘平穩(wěn)運行，軍方在政治中的影響力一直被邊緣化：過去幾周有關希臘將重新動用坦克的大驚小怪的言論不可當真。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地方卻在于，希臘的歐盟成員國身份對其既有裨益又有妨礙。它提高了希臘人的生活水平，令民主重建進程變得平穩(wěn)。但資金的流入卻導致希臘人忽視了本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外國援助本身并不是問題：上世紀40年代末，按照人均計算，希臘從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中獲得的資金比其它任何歐洲國家都要多，因此它的生產力大幅提高，制造業(yè)擴大了規(guī)模，經濟飛速增長。但上世紀80年初，希臘的勞動力成本和外債規(guī)模開始大幅上升——1979年至1985年，希臘總債務相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從8%升至42%。對希臘來說，真正的債務問題發(fā)生在相對較近的幾年，與其融入歐洲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