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失調往往是貿易摩擦的前奏。但迄今為止，盡管中美兩國之間不時出現帶有敵意的政治言論，但全球儲蓄盈余國與借款國及消費國之間的匯率失調并未招致災難。購買美國貨條款以及為破產汽車企業紓困所造成的破壞力，遠不及上世紀30年代《司莫特-郝利關稅法》(Smoot-Hawley Act)制造出的貿易壁壘。不過，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實際情況是，我們在私下施行了金融保護主義，或許很快就將公開推行保護主義。

在2007年8月之前，全球銀行業的自由化提高了金融體系的效率，并促進了商品和服務貿易以及跨境資本的流動。這種全球化帶來的巨大益處是，借款人不再需要自己接近貸款人。自去年9月份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以來，貿易信貸就變得不足，從而導致國際貿易銳減。這種后果與任何限制進口措施所造成的影響同樣嚴重。不過，金融回歸穩定將減輕這種影響。一種更為持久的問題在于，外資銀行撤離跨境活動。在危機之中，資本和金融流動往往表現出一種返巢的本能。目前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實施的監管，強化了這種本能。

如果母國的銀行相對于自身的經濟規模而言過于龐大——冰島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它們或許無力承擔對國外儲戶的義務。許多國家都有可能屬于這種類型。例如，駐紐約的經濟學家杰弗里?貝爾(Geoffrey Bell)指出，冰島銀行負債是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954%，而瑞士為644%，這促使人們提議強迫瑞銀(UBS)和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削減規模。與此同時，東道國不太樂意在本國設立外資銀行，特別是以那種只由母國資本支持的分支機構形式。東道國監管機構因此會要求，更多業務要通過在當地注冊、資本充足的分支機構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