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陷入困境是因為和失地農民在土地問題上發生了惡性沖突。但有關西孟加拉邦稻田究竟是應該出產糧食還是生產汽車的糾紛，象征的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在效仿脫貧國家以制造業為主的模式時，印度所遭遇的困難。

任何一個大型經濟體的繁榮都必須經歷往往十分殘酷的大規模勞動力轉移，從農村到城市，從農場到工廠。在英國，這個過程得到18世紀和19世紀圈地法案的支持——沒收平民的所有權，剝奪人們的土地，從而創造出一個沒有土地的工人階級，填進工業化過程中黑暗殘酷的廠房。

這種模式，帶著些許差異，在日本和韓國等其它地區得到復制：在貧窮的推動和志向的牽引下，人們投身于城市里數目龐大的集團公司中去工作。今天的中國正在經歷歷史上最大規模人口流動的陣痛，人們成群結隊地離開不足以維持生計的農業部門，到世界工廠報到。中國足有6億人（約占中國總人口的47%）居住在城市。其中至少有100個城市的居民已擴張到100萬以上。咨詢機構麥肯錫(McKinsey)稱，中國每年增加的城鎮人口相當于一個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