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對拿破侖的癡迷最嚴肅的一本書誕生于一個德國集中營。1940年初,荷蘭歷史學家皮特?蓋爾(Pieter Geyl)寫了一篇關于波拿巴如何被法國歷史學家的后續世代所看待的文章,并將其投稿給一家期刊發表。在5月的德國入侵后,盡管他“沒有寫過一句關于希特勒的字”,這篇文章被一位擔心春秋筆法的編輯退回給了他。
蓋爾是一個過于挑剔的學者,不會使用粗俗的類比。他將明確表示“對猶太人的迫害在拿破侖的體制中沒有任何類似之處”。但是當他在那年9月在鹿特丹進行這篇文章的演講時,觀眾對他列舉的拿破侖的缺點作出了知情的笑聲:清算自由新聞媒體;削弱任何有意義的代表機構;蔑視知識分子;將意志行動作為自我崇拜的對象;假設國家榮耀必須在戰爭的屠殺中鑄造,以及其邏輯推論,對軍事擴張的貪婪欲望;將人類視為他的榮耀工廠的磨盤;對數百萬生命的冷漠,尤其是對自己軍隊的生命;在事情出錯時總是傾向于責怪其他人而不是自己。
然而,盡管蓋爾盡了最大努力不直接談論時事,黨衛軍還是來找他了,表面上是為了報復荷屬東印度(Dutch East Indies)對德國人的虐待而將他作為人質。在布痕瓦爾德,他度過了13個月的時間,觀眾們繼續發笑,但蓋爾開始起草他的杰作《拿破侖:贊成與反對》。它的主題是:歷史是一個“沒有結局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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